就是秀英姐

憂鬱症—生命的幽谷

　從揭露自己的憂鬱體質後，一些熟識的朋友遇到我總會多問一句：「最近好嗎？」而我也會不加考慮地回答：「很好！」不過內心倒是相當忐忑而且覺得煩人，但又不想多分享。對於這樣的現象，經由省察，發現自己還是習慣呈現堅強的一面，不喜歡軟弱及有缺陷的自己，更不願接納需要同情的自己。骨子裡，還是夾雜著自卑與自傲，就連身體的感覺也是僵硬的。

　一九九九年的初秋，透過鄭玉英老師的介紹，去位於台北新店耕莘醫院的心理衛生科看楊志賢醫師的門診。經過一些心理測驗及楊醫師細心詢問我的成長背景後，他對我的診斷是：「有憂鬱的體質，在人際關係上比較依賴，但還不到需要服藥的地步，不過需要注意自己的體質保養。」

　因此，我開始回顧自己的生命經驗、尋找生命中的憂鬱根源，進而認識自己、更深地愛自己、照顧自己。

　我發現自己從小就已經開始憂鬱了。五歲的時候，因父母錯誤的決定—將我寄放在父親生意上的合夥人家中，長達五年的時間飽嚐被遺棄的滋味，在這段童年歲月中，我的生存法則就是乖乖的聽話，並用完美主義的標準來做好一切以討好別人，於是造成了身心靈嚴重的破口與自卑。所以，我在學業上的表現一直屬中上，也很用心地努力做人，這樣起碼可以從外在來證明自己是個不錯的人，雖然我的內心是那麼的自慚形穢。在如此錯綜複雜的情境下，耶穌卻深深地走入我的生命中，祂竟如此疼愛一個像我這麼糟糕且不配被愛的人。因此，當體會到自己是那麼被珍惜、被疼愛的時候，我馬上想到自己要以愛還愛給耶穌，那就是當修女。

　不過，有智慧的人，馬上就可以看出秀英的動機是不純正的。在當不成修女之下，我很自然的走入婚姻，而且是早在廿二歲的時候。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我急於逃離我的原生家庭，並渴望有一個屬於我、讓我可以喘息的家。

　在開始建立小家庭的同時，我和先生都剛踏入社會，經濟上十分拮据，曾窮到厚著臉皮，讓遠從台東到台北來看我們的公公請客，因為口袋裡只剩下十塊錢。

　一九八七年先生開始創業，我們的生活即進入忙碌、但心靈卻逐漸疏遠的狀況。一九八九年我開始孕育我們的第一個孩子，但孩子出生不久，我們卻得承受破產的命運。而且當年的我，內心還只是個來不及成熟的孩子，卻開始要做母親，很自然的馬上被產後憂鬱症所侵襲。

　我緊張，因為我要和孩子一輩子都有關係；我害怕，因為我要再重新走過我的可怕童年。同時，先生破產所帶來的壓力，也是我所陌生的，到底要怎麼辦？負債的數字不是我可以想像或是負擔的，再加上三位教會內的弟兄因做先生的保人，所以也被連累，我心中的內疚真是不知如何釋放，我像個駝背的婦人，無法抬起頭來做人，不知如何還能活在這世上？又如何能堪當幸福快樂？我的內心不能寬恕自己，害怕面對人群。

　當先生為了還債需要遠去大陸打拼，而我必須面對一個人在台灣帶著兩個孩子（一九九三年我們又有了第二個孩子）生活的壓力，更讓我越來越憂鬱。有很多的夜裡，我無語問天主，我要怎麼活下去？當我騎著摩托車載著兩個孩子遊走在台北街頭時，覺得自己是那麼孤單、那麼無助。每當在聖家堂參加感恩禮後，我便會急忙帶孩子騎著摩托車，趕快離開，深怕遇見熟人。

　結婚十六年來，無論是娘家或是婆家，給予我們物質或精神上的支持都是無條件的，內心滿是感謝與感激。特別是母親以及婆婆都是非常有愛心，也很會照顧孩子的長輩，因此，在自己難過至極，覺得活不下去的時候，想到兩個孩子有人可以照顧就會覺得放心，因為如果自己先離開塵世，這兩位長輩都會給孩子很好的照顧。這也就是我先生問起我：「當妳活不下去想死的時候，難道沒有想到我和兩個孩子嗎？」我很快就回答：「沒有！」的原因。其實不是沒有，而是內心充滿著不配與自責。

　這些經驗足夠讓我憂鬱了。每每在心情低潮的時候，我會關上所有可能協助的門，唯一打開的就是與天主的那扇門。也因此，天主總能夠在每一個關口，以祂的慈愛深深地觸摸我並救贖我。這也是我現在陪伴一些憂鬱症的姊妹們的資源，因為，我被醫治是來自天主的救恩，是來自天主的慈愛。因此，我深深地相信，天主同樣可以醫治我陪伴的姊妹們，因為「祂的慈愛長存」。

　寫到這裡，自己早已淚流滿面，是對自己心疼，也是對天主感恩的眼淚，每當為厄瑪烏工作團體、普世夫婦懇談會或是基督生活團的事務忙到身心疲憊的時候，內心還是充滿著對天主的感激，希望當我回歸父家的時候，可以誇口的是我的勞苦與憂愁。我願為主辛勞、為主流汗、為主疲憊，因為曾經連我自己都覺得不值得活著的生命，可以這樣為祂獻身，真是心滿意足！